龙藏寺碑
更新日期：2006-12-25 16:46:50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
位于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大悲阁东南侧。
碑刻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586年1月19日）。开府长史兼行参军张公礼撰文，未著书丹人姓名。但也有撰、书均为张公礼之说。
碑通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碑阴及左侧有题名及恒州诸县名，分5截30行，行字数不等，亦为楷书。据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
碑系隋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为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面创立的石碑。它不仅高大庄严，而且书法艺术上向称隋碑第一，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不致唐碑的全失隶意，不仅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而且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在书学之递嬗上具有颇大影响的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我国的石刻文字萌芽于商代，碑的名称始见于东周，而刻文纪事之碑则最早见于西汉末期，到东汉桓帝、灵帝时，建墓树碑又蔚然成风。就碑刻的书法艺术来看，我国石刻发展史可分三大阶段，即汉碑、魏碑、唐碑。汉碑多波磔奇古，魏碑多瑰丽雄奇，唐碑则秀丽高雅，隋碑则正是由魏碑体到唐碑体发展的过渡时期。龙藏寺碑就正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代表之佳作。它的字体结构朴拙，方正有致，虽为楷书，但仍留有隶意，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北京图书馆藏有此碑拓片十种：其一，整拓本，二张，碑身高1.63米，宽0.88米，额高0.43米，宽0.29米。瞿氏旧藏，为“二缔”尚存之嘉庆道光拓。其二，裱本，一册。张之洞题签，张祖翼补额。有翁方纲、郭尚先、端方、王权、杨守敬、王甫、李葆恂、张祖翼、震钧、王懿荣、褚德彝 等人题跋，以及陈伯陶、王仁东、继昌、金蓉镜、俞廉三、文悌等人的观款，为第三行“文”字沿存之乾隆嘉庆拓本。其三，整拓本，一轴，有额，梁启超（饮冰室）旧藏，为第三行“文”字尚存之乾隆嘉庆拓本。其四，缪纪珊（铁如意斋）旧藏。其五，陆和九旧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存有近年拓本。此碑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增建碑亭，并采用玻璃遮罩的保护方法，以防自然风化，剥蚀。
关于此碑，杨守敬《平碑记》云：“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常山贞石志》载： ”碑高6尺3寸5分，广2尺7寸7分，30行，行50字，额题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有碑阴及左侧，并正书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立，今在正定府城隆兴寺。”还载：此碑为“张公礼撰，不著书丹姓名，有碑阴碑左侧及额。嘉定钱辛楣少詹谓右侧有字‘予’，亲至碑下谛视之实无钱氏之言”。关于此碑碑阴，《常山贞石志》也载：“碑阴题名凡八列，有二列刻额上，第一列题本寺僧名凡八众，其余共99人，有官位者70余人。”《金石萃编》载：碑“齐开府长史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不著书人名氏。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隋开皇六年建碑。”
据记载，王孝仙即《周书》及《北史》所载王杰之子。《周书》载，王杰，金城直城人，宣帝即位拜上柱国追封鄂国公，谥曰威，子孝仙，大象（北周静帝宇文衍号579年-580年）末，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据碑文记载王孝仙重功业而轻财物，乐善好施，于隋开皇六年奉命劝奖州士遮万余人集资修建龙藏寺。撰碑人张公礼，虽入隋但仍称齐官，大概是因为他虽入隋但仍不忘故国，不做隋朝之官。据记载，周武帝（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六年（577年）虏齐幼主高常，齐遂灭，后四年隋建开皇年号（581年），至六年（隋开皇六年即586年），齐已灭亡十余年，而张公礼仍称齐官，是表示他有气节，永不仕隋。
